自由不仅是新生的终极价值目标，也是新生的母体和产物。

而中国的援非专家虽然具有多重身份，但总体上仍是政治化的，承担国家使命，在行前培训中都会强调国家的代言人的理念。技术官僚就是掌握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的专家，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、评估，承担具体的操作落实，也为政府行为提供合法性论证。

近年来这一深刻的转变，实际上早已酝酿于新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，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： 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78年间革命与建设经验的转移。但是，国家之间的关系，一旦出现拯救的意识，就一定会出现权利的不对等。而他们利用的常常是次生性知识，所谓次生性知识就是那些既不存在于西方，也不存在于非洲，而是在西方想象非洲，然后人为建构出来的一套知识体系。第二阶段是1978年到2000年间改革与开放经验的转移。在建设方面，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这段时期，中国国内推行农业合作化和规模化，所以在六十到七十年代期间，农业合作化和国营农场成为中国援非农业的主要形式。

从长远上看中国对外援助获得相当的回报，在国际政治的许多关键时刻，受援国都对中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，冤大头、打肿脸充胖子的非议并站不住脚。所以西方对外援助是以改造欠发达地区为目的的，带有附加条件，如改革政治和社会制度、打击腐败、改善人权状况，试图将西方自身的一整套价值观念移植到非洲社会。所谓客观性，指法律作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平的客观准则而言。

故法治的本质，不惟与人治（立法者、执法者）不冲突，而且必以人治为先决条件。这三种制裁不只是消极地防止作恶，亦可以积极地鼓励向善。因为乱法枉法的政府，即是无政府，其乱亡可立待。不合理则或不合逻辑的思想，只是主观的意见感觉，不成其为系统条理的思想。

此种法治有时虽可收富强的速效，但上养成专制的霸主，中养成残忍的酷吏，下养成敢怒不敢言的顺民，或激起揭竿而起的革命。父教子以严，上治下以严，严即表示执法令者对于遵法令者有一种亲属的关切，故欲施以严格的教育与训练。

由此愈见真正的儒家，不惟不反对法治，甚且提倡法治，提倡诸葛一类型的法治。对于法治的性质和类型，既已明了，则现时中国对法治所采取的途径，可不烦言而决：第一，训政时期应该施行诸葛式的法治，政府应当负起教育、训练、组织人民的责任，强迫人民自由。许多误解自由的意义，幻想归真返朴，无怀氏、葛天式的乌托邦的思想家，认为法律是桎梏人性，剥削自由的枷锁。他们认为法令愈多，则狡黠作伪，犯法干禁的人，亦必随之愈多。

进入专题： 法治 。陈寿称：诸葛亮之相国也，抚百姓，示仪轨。善无微而不赏，恶无纤而不贬。故真正稳定的政权，必永远在能厉行严明的法令的执政者手里。

近世西洋政治思想家有倡仁惠的干涉或开明的专制之说者，其意亦在以人民公意或共善为准，去干涉甚至强制人民的行为，目的在加速社会进步，强制人民自由。由孔子之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，由孟子之慨叹乎上无道揆，下无法守和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话看来，则显得孔孟并不一味抹煞法治，不过认为法治须推本于道德礼乐和正名功夫罢了。

史称诸葛武侯治蜀以严。（二）诸葛式的政治，或基于道德的法治。

而人民公意则就意志之质言，而不就量言，乃为人民真幸福打算应当如此的理想意志。总之，无论政府与人民，都要认识国家法纪的庄严与神圣，不仅个人自由权利之所系，而且是国家民族的治乱安危之所托，应当用最大的努力和决心去建立国家的法纪。因建立或推动法治的人或人格之不同，而法治遂亦有不同的类型。没有文法的语文，绝不能正确传达思想，宣泄情意，即不成其为传久行远的语言文字。如执法者不以道德自揆，法官舞文枉法，立法者作奸遂私，虽足以动摇法律施行的效准，但亦正所以摧毁政府的命脉。我们以后必须确切认识，必基于道德学术的法治，才是人类文化中正统的真正的法治。

但日本却始终未走上第三类型的民主式的法治之路。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而论，良心或内心制裁是防止作恶的第一道防线。

服罪输情者，虽重必释。所谓全体意志，乃全体人民意志之杂凑体，重量不重质，往往意见浮嚣，矛盾错误，拘近习，无远图。

亦可说是较高一类型的法治，与较低级的另一类型的法治的冲突。有功虽疏贱必赏，有过虽近爱必诛就是人君制臣之二柄（见《韩非子》）。

游词巧饰者，虽轻必戮。离开人力的治理，则法律无法推动，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。此类型的法治之产生，可以说是由于文化学术的提高、政治教育的普及、自由思想的发达、人们个性的伸展，亦可以说是前一类型诸葛式的法治之自上而下、教导民德、启迪民智之应有的发展和必然的产物。这三种制裁虽有内外、群己、精细之不同，但于维系人群道德生活则各有其特殊功能，缺一不可。

而与残酷不近人情的申韩式的法治迥不相同。不本于人情，不基于理性，不根于道德、礼乐、文化、学术之正常。

其实行须具下列二条件：一，人民知识尚低，不能实行普遍民主。故世人误认人治与法治为根本对立，以为法家重法治，儒家重人治，实为不知法治的真性质的说法。

今试分别申论之： （一）申韩式的法治，亦即基于功利的法治。其人多才智而缺器识，重功利而蔑德教，则其所推行的法治，便是申韩式的法治。

因为服从法律即是尊重自己的自由，爱护法律即是维护自己的权利。若有作奸犯科者，及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论其刑赏，以昭平明之治。又如日本明治维新，本因采取第二类型的法则，开明专制，卓著成效。尤其是代表道德的法治最精要的宣言。

又说为政必须有规矩，使奸民滑吏不得行其私。宋儒如周濂溪以善断刑狱，以去就与枉法者力争著称

3. 帮助法律界的读者理解研究中的发现。——译注） [32] Seanna Shiffrin, Speech, Death, and Double Effect, 78 NYU Law Review 1135 (2003). [33] Cass Sunstein,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n Public Law, 38 Stan. L. Rev. 29 (1985). [34] Derrick Bell, Jr., Brown v. Board of Education and the Interest-Convergence Dilemma, 93 Harv. L. Rev. 518 (1980). [35] Lani Guinier, The Triumph of Tokenism, 89 Mich. L. Rev. 1077 (1991). [36] Frank H. Easterbrook Daniel R. Fischel, Voting in Corporate Law, 26 J. L Econ. 395 (1983). （中译见弗兰克•伊斯特布鲁克、丹尼尔•费舍尔著，罗培新、张建伟译：《公司法的经济结构》，北京大学2014年第二版，第三章。

[37] 注 释： [1] Robert Charles Clark, Corporate Law (Aspen Pub. 1986). （中译见罗伯特 C. 克拉克著，胡平等译：《公司法则》，工商出版社1999年版。与另一个重要目标存在冲突。